导语

哈佛大学的一位文学教授在给学生介绍俄国文学时，将教室的窗帘全部拉上，关上灯，教室漆黑一片。

 教授在黑暗中点起一支蜡烛，黑暗中有了一丝光亮，“这是普希金”，他对学生们说。教授又点起一支蜡烛，“这是果戈里”。教授走到教室门口，打开灯：“这是契诃夫。”他又走到窗边，猛的拉开窗帘，耀眼的日光洒满教室。教授说：“这就是托尔斯泰。”

 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，再后来，教室窗帘被拉上，灯也熄灭了，漆黑一片中，只有一个微弱的烛光摇曳，教授说：“这就是索尔仁尼琴。”

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这样说：“俄罗斯这个民族的文学，从不是诞生于愉快的创造冲动，而是诞生于人和人民的苦难及其灾难深重的命运，诞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思考。” 
就像索尔仁尼琴，他“重视苦难”，却绝不“歌颂苦难”，他的作品是“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”，是为了使人不忘记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，是为了神圣的事业和崇高的理想。 可以说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苦难发生，我们就需要记住这样一个人，记住他的作品，因为，我们不但需要良知与正义，更需要来自人性深处的力量。 ”

在疫情扑朔迷离的当下，重读这篇《活着，并且不撒谎》，想必亦能使我们平添一份活下去的定力与担当。

《活着，并且不撒谎》

【俄罗斯】亚历山大•索尔仁尼琴｜阮一峰  译 

图44

有一段时间，我们不敢说话，只是偷偷地通过地下出版物交流思想。我们偶尔会聚在科学院的吸烟室，互相抱怨：“政府到底在玩什么把戏？到底想把我们怎样？”周围是铺天盖地的对全宇宙最高成就的吹嘘，而现实中的贫穷和堕落却随处可见。这个政府还扶植那些落后国家的傀儡政府，煽动内战。我们还傻乎乎地出钱，把***培育起来。最终，还是我们这些人被送上战场，去与他作战，他们逼着你去。我们有出路吗？他们想审判谁，就审判谁。他们把正常人关进疯人院。他们掌握一切，我们无能为力。

情况已经糟到不能再糟了。一场全面性的精神死亡，正降临到我们所有人头上。肉体的死亡很快也会来临，我们和我们的子孙都无路可逃。但是我们一如既往，还在怯弱地装出笑容，毫不费力地表示顺从。我们能够阻止这一切吗？我们真的没有力量吗？

为了得到自己那份吃不饱的口粮，我们无可救药地就把人性抛弃了，把我们所有的原则、我们的灵魂、前人的所有抗争、后人的所有机会都抛弃了，只为了让自己能够可怜地生存下去。我们缺乏忠诚、自豪感和热忱。我们不害怕核武器，也不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战，我们已经是废墟中的难民了。我们只害怕作为一个公民，做出有勇气的行为。

我们害怕落在人群的后面，走出自己独立的一步。我们害怕一夜之间就失去了面包、失去了暖气、失去了莫斯科的户口。

我们一直在各种政治学习中被洗脑，一直被教导要活得顺从，你想要好好活着就要听话。个人无法逃脱他的时代和社会。每天的生活都在考验一个人的良知。他们想把我们怎么样？我们真的无能无力吗？

不，我们可以的，可以做到每件事。但是为了不自找麻烦，我们宁愿对自己撒谎。该被谴责的人，不是他们，而是我们自己。但是，你能够做到反对，即使一个傀儡也能自由思想。我们的嘴被封住了，没人想听我们的意见，也没人来问我们。我们怎样才能强迫他们倾听我们的声音？改变他们的心意是不可能的。

在选举中，不把票投给他们是很自然的想法。但是我们的国家没有选举。在西方，人们可以罢工和上街抗议，但是在我们这里，这些是被镇压的。对我们来说，有些事情哪怕只是想一想，都很恐怖，要是一个人突然辞去工作，走上街头，会怎样？上个世纪，在俄罗斯苦难的历史中，人们尝试过其他更激进的道路，但是这些道路对我们不合适，我们真的不需要这些方法。

靠斧头办事的年代已经过去了，现在的一切与以前完全不同了，只有那些少不更事和自以为是的人，才会以为通过恐怖主义可以达到目的。流血的暴动和内战都已经行不通了。如果有人还要教导我们这样做，我们只能说谢谢。现在我们知道，坏的方法只会导致坏的结果。请让我们保持清白！

出口是不是已经关上了？真的没有其他路出去吗？我们是不是只能眼睁睁地坐着不动？幻想美好的结果会自然而然地发生？只要我们日复一日地选择接受谎言、赞美谎言、加强谎言（而不是与它决裂），那么就不会有不一样的事情发生，生活就不会有任何不同。

起初，暴政刚刚出现的时候，它的脸上洋溢着自信，好像挥舞着旗帜，高喊：“我是暴政。滚开，为我让路。我将捏死你们。”但是，暴政很快就会衰老，对自己失去自信，为了维持脸面，它只好找到谎言作为同盟，因为它无力将可怕的爪牙每时每刻放在每个人的肩头。它要求我们服从谎言，要求我们永久性成为谎言的一份子。这就是它所要求的全部忠诚。

要想找回我们自暴自弃的自由，最简单、最容易的方法就是，你作为个人绝不参与谎言。虽然谎言遮天蔽日，无处不在，但是休想从我这里得到支持。

只要我们不合作，铁筒一般的包围圈就有一个缺口。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最简单的事情，但是对于谎言，却是最具有毁灭性。因为只要人们不说谎，谎言就无法存在。它就像一种传染病，只活在那些愿意说谎的人身上。

我们并不做出激烈的举动。情况还没有成熟到，可以允许我们走上广场，大声喊出真相，或者大声表达我们的心声的地步。这样做是不必要的。

虽然有危险，但是让我们拒绝说出我们不认同的话。

这就是我们的道路，最为简单易行，只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内在的、已经植根于我们天性之中的怯弱就行了。它比甘地提倡的不合作主义，还要容易做到得多，虽然这样说并不可取。

我们的道路，就是不说那些已经烂掉的东西。只要我们不把已经死亡的意识形态的骨骸重新拼起来，只要我们不把烂麻袋重新缝起来，我们就会看到，谎言枯萎和崩溃的速度是多么惊人。

让那些原来就该暴露的东西，赤裸裸地暴露在全世界面前。

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胆怯的，但是让我们做出一个选择。要么你自觉地作为一个谎言的仆人（当然，这并非由于你赞成谎言，而是由于你要养家，你不得不在谎言之中把孩子们养大），要么你就脱掉谎言的外套，变成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人，得到你的孩子和同时代人的尊重。

从今以后，你：

* 不以任何方式书写、签署、发表任何一句在你看来不是真话的句子。

* 不在私下或公开场合，以宣传、指导、教授、文艺演出的形式，自己说出或鼓动他人说出，任何一句在你看来不是真话的句子。

* 不描述、培育、传播任何一个你认为是谎言或是歪曲真相的思想，不管它的形式是绘画、雕塑、摄影、科技、或者音乐。

* 不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，不为了个人利益或个人成功，引用任何一句取悦他人的话，除非你完全认同你所要引用的话，或者它确实准确反映了实情。

* 不参加任何违背你心意的集会或游行，也不举手赞同任何一个你不完全接受标语或口号。

* 不举手为任何一个你不真心支持的提议背书，不公开或秘密投票给任何一个你觉得不值得或怀疑其能力的人。

* 不同意被拉去参加任何一场可能强奸民意或歪曲事实的讨论会。

* 如果听到任何一个发言者公然说谎，或者传播意识形态垃圾和无耻的洗脑宣传，你应当立即退出该会议、讲座、演出、或者电影放映场合。

* 不订阅或购买任何歪曲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报纸或杂志。

当然，我们不可能罗列全所有可能的和现实中的谎言的变种。但是，一个纯洁地活着的人，应该可以很容易的看出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

如果你这样选择，那么从一开始，你的生活就将发生巨变。对于某些人来说，他们很快就会失去工作。对于那些想寻找真相的年轻人，他们的青春岁月很快就将变得非常坎坷，因为要求背诵的内容中充满了谎言，你不得不做出选择。

对于所有那些想要诚实生活的人，是没有第三条路的。任何一天，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，都面临着至少一种上述选择，即使是在最没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科技领域也是如此。要么选择真相，要么选择谎言，要么选择精神的独立，要么选择精神的奴役。

任何一个胆小到不敢捍卫自己灵魂的人，就不配说自己有“进步的”观点，就不配自称为学者、艺术家、将军、或者其他尊称。他只能对自己说:“我是一个听话的人，我是一个懦夫。只要能够吃饱穿暖，让我说什么做什么都可以。”

即使这样一种反抗是所有反抗中最轻微的，也是很不容易做到的。但是，它还是比自我牺牲或者绝食要容易得多，你的身体和你的眼睛不会受到伤害，你家不会被断暖气，也不会被切断面包和清洁的饮用水的供应。

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是欧洲伟大的人民，我们背叛和欺骗了他们。他们向我们证明了，只要有一颗勇敢的心，即使最柔弱的躯体，也是能够站起来对抗坦克的。（译注：此处指1968年的布拉克之春。）

你说这样做很困难？但它是所有可能的方法中最容易的一种。对于你的肉体，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；但是对于你的灵魂，这是唯一的选择。已经有这样的人，数量甚至已经达到了几十个，他们已经坚持上面的标准许多年，只说真话而活着。

所以，你不是第一个采用这种方法的人，你将成为已经这样做的人们中的一员。如果我们共同努力，密切合作，这条道路将变得更容易和更短一些，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。如果这样的人达到了几千个，他们就对我们无计可施。如果这样的人达到了几万个，那么我们将发现我们的国家变得完全不一样了。

如果我们被吓破了胆，那么我们就不要再抱怨，别人在压迫我们，是我们自己在这样做。我们只好弯下腰等着，让生物学家把我们的猴子兄弟变得更进化一些，等到那一天，它们可以读懂我们的思想是多么的没有价值和没有希望。

如果我们临阵退缩，连不参与撒谎都不敢做，那么我们就是没有价值和没有希望的。普希金的讽刺用在我们头上正合适：

 “为什么要给畜牲自由？”

 “它们一代代的命运就是套上枷锁，接受鞭挞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