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经朝夕相处
我父亲和周总理是一块儿到法国勤工俭学的，我父亲是1920年10月份到的，周总理是11月份到的，1922年父亲只有18岁，在他们旅法的那些人里面，是个小弟弟。
据父亲讲，他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跟周总理住在一起，朝夕相处，吃得很坏，白水、面包，大家又挤在一起。但是，革命劲头、革命热情非常高，这是一批年轻人。我父亲很怀念那一段历程。比如他们有一些共同的习惯，父亲爱看足球，周总理也爱看足球；父亲爱吃牛角面包，周总理也喜欢吃，其实那在法国是很普通的食品，但是对他们来说，就是最好的东西了。1924年9月，周恩来回国。
我妹妹曾经问过我父亲，在法国的时候和你关系最密切的是谁？父亲想过以后说：“还是总理。我们在一起待的时间很长。”
1927年年底到1928年年初，我父亲和周总理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朝夕相处。他们在一块共同生活，共同战斗。他们还有半年多的时间住在一起，周总理和邓妈妈住楼上，父亲那时候已经结婚了，和张锡媛妈妈住在楼下。
父亲和张锡媛妈妈是在1928年4月结婚的，在婚礼上，周总理，邓妈妈，还有其他人都参加了。当时正是白色恐怖，国民党对中共中央也是下力气来破坏，非常艰难。
两家经常走动
1952年父亲调到北京当副总理，直到“运动”，父亲一直是作为副总理协助周总理工作。有时候周总理出国，父亲作为代总理来接替他的工作。这段时间大概十几年。父亲一直都是非常尊重周总理的，他对我父亲我觉得也是另眼看待的。特别是后来父亲做了总书记，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，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。这时候，中央一摊工作，国务院一摊工作，他们俩互相信任，也互相理解，处理问题时互相都有一个默契。我父亲处理事情比较果断，他是小事不管，大事他抓一抓。周恩来主持外事，外事无小事，处理得非常细致，两人合作得非常好。
小时候家长还让我们管邓妈妈叫姑妈，因为她也姓邓，但是后来没叫起来。有时候周总理到我们家里来，当然更多的是父亲到总理那儿去。我现在也喜欢看足球，就是受老人家的影响，他那时候经常去看足球，也带着我去，有时候带着其他孩子去。那时候周总理也去看足球。有时候他们在一起散步，有时候礼拜天一块儿到野外去，比如说到十三陵去，去郊游，吃野餐，周总理看到我们这些孩子，他都会很亲热，有时候问我们：“你们家谁管钱啊？”我们说是我妹邓楠管。他就会对邓楠说：“啊！你也是总理啦！你的官儿跟我一样大呀！”他跟我们家的毛毛说：“你是你们家的外交部长！”还问我的弟弟飞飞叫什么名字？听说我弟弟叫“飞飞”，就说：“噢！那你跟我同名啦！”我们才知道周总理曾经有一个用过的笔名叫“飞飞”。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，周总理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。
周总理对父亲的其他方面也很关心。有一次周总理到我们家去，直接走到屋子里，看到门口没有警卫，就说：“这怎么行啊，门口连个警卫都没有！”后来就在门口给加了一个哨。
“运动”中鼎力相助
1966年，父亲被打倒了，很多老干部被揪斗，周总理都按毛主席的意思予以保护。当时那个环境非常艰难。
“九一三”事件发生后，我父亲听了传达，他立刻给中央写了信。1972年1月，陈毅伯伯逝世，谁也没想到毛主席出席了这个追悼会。
毛主席决定恢复我父亲的工作，作为周总理来说，他根据毛主席的决策来办事，这个事情他不能多说，但是必要做的该做的他都做。当时周总理处境非常艰难。1972年6月，他批了一个文件，恢复我父亲的工资待遇，同时也批准我到北京来治病。8月，父亲就写了封信给毛主席。毛主席说：邓小平虽然犯了很多错误，错误很严重，但是第一个呢，不是叛徒；第二个是在苏区时，是“毛派”头子，第三个是协助刘伯承打仗有功，第四个是解放以后也不是没做一件好事。周总理得到这个指示以后立刻向政治局传达，并且作为文件来传阅。10月，父亲就已经开始活动了，先后到韶山、井冈山参观，还参观了红都机械厂，江西其他地方，一直到年底。周总理给纪登奎和汪东兴写了一封信，先谈谭震林的事情，让他回北京，后来又谈关于邓小平的事情，毛主席已经提过多次，请他们议个办法出来。12月底，纪登奎、汪东兴正式提出建议，要我父亲恢复副总理的工作。
1973年2月，我父亲得到通知回到北京。这年年初，周总理的病复发，这时候本应该很好治疗，但是，他从1973年2月底到3月初，连续开会，讨论父亲复出问题，连续很多天开会，反复商量。直到3月9日，大概讨论完了，他才向政治局讲明他的病情，请假去治疗。同一天，他向毛主席作了汇报，毛主席批准了，3月10日，关于邓小平复出的中央文件正式发出。这是周总理为父亲的复出在病中坚持工作的情况。
3月28日，我父亲和李先念一块儿见周总理。警卫跟我讲，当时在人民大会堂，周总理是坐在最边上的靠背椅（不是沙发）上等着，我父亲进来后，周总理立刻站起来，走到我父亲那儿，叫一声“小平同志”，两个人握手，然后才进屋谈话，当时他和李先念一块儿和我父亲谈话。第二天就和我父亲参加毛主席召集的会议。我父亲3月29日见到毛主席。当天晚上，周总理就开政治局会议，讨论安排我父亲工作的问题。这段时间，周总理都在病中，都在治疗之中。
4月12日，我父亲第一次露面，是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。据有关材料讲，周总理那时候也是刚做完治疗就赶到城里来参加这个宴会的，邓小平出面了，露面了，很多人印象非常深刻。周总理专门把父亲让到前面，给大家介绍，给西哈努克亲王介绍。
周总理是一直希望我父亲能够接替他，特别是他患重病的时候，一个是他对我父亲的了解，他对我父亲当然是非常了解的了，这对他来说，我想这是他的心愿，也是他这几年一直在努力地做的事情。但这个过程非常艰难，一个是他的病情不断加重，一个是外界的压力不断加大。
5月，中央召开工作会议，这是我父亲复出后第一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。周总理在会议专门还讲了一段，对邓小平的复出，绝大多数人都是满意的，他特别强调这一点。
1974年3月，周总理的病情进一步恶化，无论如何应该休息，但是这个时候他恰恰不能休息。4月，毛主席提出，让我父亲参加联大会议。我父亲出国的事情定下来后，周总理就开始安排我父亲的行程，他顾不上自己病重，从飞机的航线，是飞东线还是飞西线，民航怎么试航，出主意。他提出如果民航没飞过的话，是不是请法航帮帮忙。另外，对父亲的欢送仪式，他也做了精心安排，向毛主席请示，是不是要隆重些，以示我们郑重其事地出去。他还交代，要铺上红地毯，以最高的礼仪规格来欢送我父亲出席联合国大会。在整个欢送过程中，周总理又打起精神，始终鼓掌。我父亲在国外的时候，周总理就一直坚持着不治病。4月19日，父亲从联大胜利回来，总理又到机场迎接。4月20日，周总理才召见医疗组的成员，谈他的病，紧跟着又是检查、治疗。到了5月30日总理就住院。6月1日，当天施行了一次大手术。
1975年1月中旬，四届人大开幕了。
周总理在这个会上作《政府工作报告》，重提四个现代化。
此后，我父亲先后提出“整顿军队”“整顿铁路”“整顿钢铁”“整顿国防工作”，反对派性，提出“三项指示为纲”，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。听家里人讲，父亲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从早到晚，没有闲的时候，始终在连轴转地工作，以那种无私无畏的精神，为了挽救这么样危险的局面，日以继夜地工作。
周总理始终支持父亲。重大的事情我父亲也都找周总理商量。我看到一个记录，我父亲几乎每周都要到医院那儿，和他单独谈话，谈工作，或是半个小时，或者是几十分钟。
9月20日，周总理的病情进一步恶化，要做第四次大手术。在用车推他进手术室之前，他喊了声“小平同志！”叫我父亲过来，他的身体非常虚弱，但是他用很大的声音说：“小平同志，你这一年多的工作证明，你比我强得多。”这是他要让所有在场的人都能够听见他的话。总理认为他马上要去世了，他在用最后的力量来支持我父亲的工作，有人说这是最后的一搏。
1976年1月8日，周总理逝世。我父亲忍着巨大的悲痛，为周总理致了悼词。本来周总理留下遗嘱不开追悼会，我父亲讲：这个人民不答应。我想由我父亲致悼词，如果周总理在天有灵，他是欣慰的，如果让周总理选择，他一定会选择我父亲。我父亲也愿意为他做。
要说我父亲和总理的关系，从中国现代史上找，有多少人能够这样密切？这么长的时间？他们的性格、作风都不同，但又那么心心相印几十年，半个世纪多，生死与共，风雨同舟。都说人生难得有知己，父亲和总理才真正是知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