黯淡了的、远去的，也是最那一忘怀的。

岁月啊，你永远带不走那一串串刻骨铭心的记忆！

谨以此篇献给我的父亲，一位平凡的老农垦人。

献给与他同时代的农垦前辈们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-------作者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求学生涯

 

1937年农历腊月初八，在黑龙江省明水县的一个小村庄，在北方凛冽的风雪中，一个男婴降临在一栋摇摇欲坠的茅屋中。他，就是我的父亲马景志。

1994年4月，父亲告别了近40年的农垦工作岗位，退休于内蒙古自治区，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，东方红农场场长任上，回家过着半休闲半经商的生活。

听父亲讲，我家从祖上开始，一直是从事农耕，在解放前，过着身无御寒衣，家无隔夜粮的生活，在饥寒交迫中挣扎，受尽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。

祖父16岁与祖母结婚，15岁给地主扛活打工，因为有一手好农活，财主便让祖父当打头的（领工）。常年超负荷的劳作，使祖父患上了哮喘病，再也干不了农活。三十几岁的人一干重活便吐血。就这样，靠着多年的积累，挣了十几亩地，祖父母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这点土地上，他们起早贪黑的劳作，冬天没有棉衣穿，祖父便把棉被围在身上御寒，祖母一年四季一身单衣，冬天打场，手脚都冻成炎疮，一年到头除了交日本鬼子的荷粮（所谓的余粮），家中所剩无几了，过着半年粗粮半年糠的饥迫生活。

1945年，那年父亲9岁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解放了父亲的家乡，打土豪分田地，父亲家的日子也好过些了。祖父母想到过去所受不识字的害处，决意让儿子成为一名有文化的人，父亲也自小儿就有一个梦想，将来做一个有知识的人，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，用知识帮助别人。当年冬天找了一位先生，父亲就这样上了一年私塾。

1949年，农村成立了小学，祖父母送父亲到2公里的树仁小学上学，因父亲读过私塾，老师让父亲直接跳入二年级。

这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那一天，父亲和全国人民一样，穿上了新衣裳，学校挂起了五星红旗，全校开庆祝会，老师非常动情的对大家说：“同学们，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。中国人民终于当家做主了。”接着老师便教他们自己编写校歌：“吾学舍万户向中央，百年树仁颂家乡.............”

1954年，父亲小学毕业后，因学习成绩优秀，被保送到明水县城上初中，接着父亲经过三年的学习后被国家保送到齐齐哈尔市农校上学。

从1949年到1959年，父亲十年的求学生涯中，是在极度苦困和艰难中度过的，也正是这十年的风雨坎坷的磨砺，使父亲从一个不识只无的穷孩子成长为一名有知识，有道德，有坚强意志的新中国一代知识青年。

父亲在他的回忆录里对他十年的求学生涯总结中说：“如果没有父亲及亲朋的支持，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培养，如果我没有坚强的毅力，也不会有我的今天。十年的求学生涯，让我倍尝生活的艰辛。懂得了人生只有靠自己不屈的努力，便有渴望成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，对后代子孙负责的人。”

时至今天，父亲永远不会忘记1946年的冬季，为了攒点学费，他为一家姓郭的放牛，一次一头牛掉进了冰眼里淹死了，姓郭的地主不但扣下了父亲一年的工钱，还放出十几条大狗咬伤了父亲，因没钱医治，东家又不管，祖母每天用烟袋油子为父亲抹伤口，也许是穷人家的孩子抗磕打，不起眼的烟袋油子救了父亲一命。

读小学时，父亲实际是在半工半读中度过的。因为祖父常年卧病在床，家里的农活只有靠祖母和父亲承担，父亲利用早、中、晚等课余时间帮祖母干农活，上午和下午上学读书。

这期间，父亲的家庭经济条件非常拮据，交不起学费，学校可以免收，父亲自己也非常节俭，一支铅笔用的拿不住了，祖父便做一个铁皮筒接上用，笔记本用黄钱纸（祭祀用的黄纸）自己订的，用完正面用反面。

父亲有一位叫张俭的舅舅，靠做皮活为生，他时常接济父亲读书。一次，他见父亲的腰带是根草绳，便把自己的皮带送给父亲，时至今日，父亲仍就扎着这条皮带，算起来已经60多年了，皮带中间已经断成了两截，父亲几次都用手线缝上再用，一次我给他买了根新的，他说：我不用，我现在的这条腰带是你舅爷给我的纪念品，我死后也要戴在身上。每当我看到父亲的皮带，心里总有一种酸楚的感觉。

繁重的劳作和学习生活，极度困苦的生活条件，对一个年仅十来岁的少年来说那种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了。但这一切并没有使父亲退缩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只有一个信念，那就是要做一个有知识的人，要用最好的成绩报答父母及亲朋的厚望，报答党的培养。也正是这种信念的驱使，父亲以全校第一名的学习成绩，不经任何考试被学校保送到县中学上学。

中学生活对已家徒四壁的父亲来说更加困难了。

1954年的冬天，是父亲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候，父亲被保送到县中学上初中，并享受二级助学金待遇。

开学前，祖母把两床棉被并成一床，让父亲上学时半铺半盖。父亲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开学那天。临离家时，祖母含着眼泪叮嘱父亲要好好学习，别辜负了老师及家人的培养。当父亲坐着祖父赶着的爬犁走到很远的地方时，他还能看见身穿单衣的祖母在瑟瑟的寒风中久久伫立的身影。

在县中学临分手时，祖父给了父亲五元钱，这点钱，领书和买学生用品后，所剩无几了。父亲便向一位亲戚借了十元钱才得以度过开学后的第一个月。第二个月开始，学校的助学金发下来了，也只有每月五元钱，只够半月生活费用，虽然当时物价很低，但每月五元钱也无法解决了全月的生计。

为了解决下半月的生活费用，经老师批准，父亲每月中旬利用星期六大扫除的时间回家取粮食到校换粮票。学校离家约25公里，父亲每天下午5点钟出发，半夜十二点到家。那时人家少，十里八里见不到村庄，夜里又常有野兽出没，一个14岁的孩子，夜间一人走路，甭提该有多害怕了。半夜到家睡半宿，第二天早上返校，家中没有盛粮的口袋，祖母便把她的一条破单裤补了又补，扎紧两条裤腿，里面装上粮食，再把裤腰扎好，父亲把它往脖上一搭，再走25公里返校。

三年的中学生活，使父亲过早懂得了人生。他在回忆录中写到：“这种艰苦的磨练，使我进一步懂得了人生岁月的不易，促使我学习更加努力。”

1957年初，父亲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他初中的学业，并被保送到齐齐哈尔市农校上学。

中等专业学校学期为三年，这三年，父亲在他回忆录中感慨的说道：“是在风云变幻，动荡不安，转战南北中度过的。”

三年间，他经历了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、“大鸣大放”、“大辩论”、“大跃进”等政治运动。参加了1957年夏季松花江防洪会战和勃利县筑路工程。

当时，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学生每月只有十二斤粮票，吃的全是菜根加菜叶的代食品。

三年间，学校又经历了几次合并，父亲在1959年毕业并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工作。

三年的农校生活，父亲结识了一位叫方志义的同学，他比父亲大两岁，是学生会主席，父亲是学习委员。见父亲生活困难，他便时常周济父亲，三年间从未间断过。二人同在一个班级，住一张床，吃一碗饭，又分配在同一单位工作。直到1961年父亲下放到黑龙江省克山农场支边后才分开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二人的感情越来越深，情同手足，心心相印。就是分开后也从未间断过来往。每次方伯父来我家串门，父亲总是盛情款待，毕恭毕敬。每次两人都秉烛夜谈到天亮。1993年方伯父因病故于哈尔滨，临终前，他拉着父亲的手，指着他们过去的照片，两人都哽咽了。方伯父故后，父亲每年都要到哈尔滨祭奠，烧上几张纸，共同喝上几杯酒，诉述衷肠，以慰隔世思念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投身农垦

 

 

1959年11月份，父亲与几名同学被分配到黑龙江农科院园艺研究所工作，直到1961年下放到克山农场支边，两年的专业科研工作，进一步丰富了父亲的专业知识，为今后的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也就在分配工作后的第二年，父亲与母亲完婚。

我的母亲叫李淑芹，结婚那年20岁，是祖父母在老家给定的。我母亲美丽、贤惠、勤劳、孝顺、有知识，可以说具备了中华民族所有的传统美德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她从没和家人或邻里红过脸，也从没对儿女动过一个手指头，父亲脾气不好，常和母亲动怒，可每次都被母亲的沉默和温和所平息，长期困苦生活的折磨，使母亲过早的患上了关节炎，30岁的时候，双腿因疼痛变型，现在走起路来还一跛一跛的。

祖父去世的早，祖母又没生活能力，我的两个姑妈和一个叔父都是在我父母的抚养下长大成人的。叔父临终前曾是一位军官，大姑妈曾是一位小学教师（现已故世），小姑妈是位医生，他们常对我说，他们能有今天多亏了哥嫂的抚养。每到节日，远在他乡的姑妈和叔父总会给他们的哥嫂送来一份问候和祝福，每每此时，母亲总会躲在无人的地方独自饮泪。

1962年11月份，父亲带着全家来到了黑龙江省克山农场，投身到火热的中国农垦开发建设中，从此，父亲便把自己的后半生无私的献给了中国农垦这片沃土，献给他苦苦追求的中国大农垦梦。

父亲在克山农场工作了18年，18年的克农生活，父亲是在政治风云变幻中，在生活、工作极度困难中度过的。正是历次的政治运动和那种艰苦创业的经历的磨砺，使父亲逐步成长为一名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工作能力的中层干部，成为一名具有高度责任感，清正廉洁，刚直不阿，勇于奉献的共产党员。

那时，全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其间，生活极度困苦，家里没有吃的，祖母便每天拣雪地里的黄豆回家磨豆腐吃，全家每天吃少量的粗粮和豆腐糊口。

父亲在“四清”运动期间，一次到外地出差，饿昏在车上，若不是车上的同事们抢救，父亲绝无今天。

最使我难忘的是父亲在文革期间的经历，文革初，父亲在克山农场5分场32队当队长，一次为接待鸡西市的下乡知青，半宿没回家，赶巧的是母亲在那天晚上生下了我的小妹妹。当时，母亲难产且大出血，若不是抢救及时，母亲绝无生还的可能。那晚，祖母到队里找了父亲几次，父亲都因工作太忙而没有回家，大约早上一点多钟回来，听过祖母的诉说，他独自在母亲床前待了一整天。现在每每提到此事，父亲还常常自责。

后来，父亲被造反派打成了“走资派”，白天干活，晚上挨批斗，我至今还记得，每天早上，父亲与其他几位走资派，都要站在队部宣传栏前，向毛主席请罪，并背诵毛主席语录：“革命不是绘画绣花，革命是暴力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活动。”“马克思主义的道理，千条万绪归根结底，就是一句话，造反有理，根据这个道理，于是就反抗、就斗争、就革命到底。”我每天都去看父亲的请罪，这些语录，到现在我还能倒背如流。

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后，被关在小学仓库里，家里的生活只有靠母亲支撑，造反派根本不管你家死活，因家里没有取暖的煤，每天早上我都要与另外几个和我同命运的孩子去拣煤核，以供家里取暖。尽管如此，也解决不了御寒之用。每天晚睡前，母亲都要从地窖里拿出一盆土豆，放在炕上最暖的地方，以备明天食用。

那时，我已上小学一年级，同学们都当上了红小兵，每天给走资派游街，开批斗会，而我因父亲的原因，学校拒绝我当红小兵的要求，因我属黑五类的子女，每天上学都要站着听课，并接受红小兵的监督改造。后来，一个造反派头头告诉我，只要你跟父亲划清界限，便可当红小兵并可坐着听课。一次放学后，我利用给父亲送饭的机会，把这件事告诉了他，父亲听后默默地看着我，我分明看到了他眼里闪动的泪花，他用伸出铁栏的双手，抚摸着我头说：“儿子，你恨爸爸吗？”我默默的摇摇头。他又说：“只要你心里有爸爸，只要你能当上红小兵，你就答应他们的要求。”我听后，点一下头转身走了，走出很远我回头望去，父亲仍站在铁窗前呆呆的看着我。时至今日，我仍然记得那刻骨铭心的一幕：残阳如血，寒风凛冽，飞雪肆虐，一位父亲站在铁窗后目送着远去的幼小无知的儿子······

当时父亲的这番话，在我心中没有产生多大的反响，后来我长大了，渐渐地明白了父亲的一片苦心。现在每当我想起这番铁窗对话，心中总是隐隐作痛。

就这样，我如愿以偿的戴上了红袖标，当上了红小兵，再也不用站着听课了，也可以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了。

还有一件事，也发生在父亲铁窗岁月时，它让我永远无法忘却。

记得那时1969年的元旦，我家的一位好朋友在元旦前一天的半夜，偷偷地送来了半盆红烧猪肉。第二天午饭时，母亲装了半饭盒让我给父亲送去。当我来到父亲被关押的仓库时，一名站岗的造反派要检查，当他看到里面的肉时，怪声怪气的说道：“走资派有什么资格吃红烧肉？只有造反派才能享用这好吃的。”说着便伸手来抢，我紧紧的抱住饭盒不放，就这样我们疯狂的撕抢着，父亲在铁窗后大声喊着：“儿子，给他吧！”我仍死死的抱住饭盒不放。气急败坏的造反派拿起身边的一个木棍，恶狠狠地向我的右脚打下去，瞬间，我只觉得一阵钻心的疼痛，一下瘫倒在地上。我的脚被打断了！看到这些，父亲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一脚踹开紧锁的房门，抱起我向家奔去。因为情况特殊，造反派给父亲两天假。当晚，父亲请来了一位正在劳动改造的老中医，给我接上了伤脚。

三个月后，我的脚却出现了异常，每当试着行走时，伤脚就脚跟朝里，脚尖朝外。看到这种情况，家人十分着急。也许是天不毁我，因为我叔父是一名解放军干部的原因，父亲被“解放”回家。他便请来了另一位老正骨中医，把我的脚在原伤处打断后再重新接上。谢天谢地我总算没残废，不过每当阴天下雨，右脚总有一种难忍的酸痛感。现在我还时常想，当时打我的造反派如今还健在吗？他还是否记得此事了，他若是想起此事该做何感想？

十年动乱不仅给我的身体造成伤害，更在我的心里刻下了深深地烙印，也让我过早的认识了社会，逐渐的读懂了人生。

父亲在回忆这段动乱的岁月时说：“十年文革，不仅祸国殃民，对个人来说，受点委屈和冤枉不算什么，更主要的是我的大好时光在动乱中白白的逝去了。”

父亲被解放后分别担任了农场五分场副场长、农场科研站长和农场农林科长职务。

1978年，父亲离开了他辛勤工作了18年的克山农场，被组织上调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诺敏河农场工作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转战大垦区

 

 

十年的动乱结束后的1978年7月1日，父亲离开了他生活18年的克山农场，和我一同调入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诺敏河农场。父亲任生产科长，我当上了一名电工。

诺敏河农场是1977年开发建设的，父亲调入后还担任了农场开荒副总指挥，场长任总指挥。那时父亲带人在野外开荒，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，蚊子、瞎蒙、小咬早、中、晚三班倒，叮的人脸上红肿流血。夜班开荒更可怕，车在前行后面野兽跟着跑，还时常翻车打误，一干就是一夜。生活就更加艰苦了，住帐篷冬冷夏热，令人难熬。吃的是黑面馒头土豆清汤，时不时的还会从汤里捞出几只死老鼠。

艰苦的工作也使父亲经历了几次生与死的考验。

他永远不会忘记1981年的那个黑色星期六。他随同一位副场长及两名技术人员乘车到六队检查麦收工作，在回家的途中，大约晚九点多钟时车行到1队和2队中间的诺敏河岸边，一不小心人车掉进河里，人在车里坐着，水很快的漫过了肩头，他们急忙打碎了车窗爬到车顶。由于水流湍急，车不停的往下自行滑动，眼看着水很快的就要没过膝部，他们又都不会水，只好喊人求援。大约过了半小时，1、2队的队长听到了喊声，马上发动了拖拉机到河边救人，两台车在两岸同时下水，行不远被水淹灭了，这时水已过腰了，正在这危急时刻，2队长刘常胜找来一只小船，才把他们就出来，从此他再也不敢夜间过河了。

艰苦的生活，繁重的劳作，无情的摧残着父亲的身体。

1984年初冬，父亲常常感到食道疼痛，还常伴有心痛。当时，他自己怀疑是食道癌，但因工作太忙，又怕家人担心，一直瞒着大伙坚持上班，眼看着父亲的身体一天天消瘦，我们心急如焚，劝他到哈尔滨去治疗，可怎么劝他也没用。春节过后，父亲才在母亲的陪伴下去哈尔滨做了检查，结果是患了肠上皮生化。当时大夫叮嘱父亲要回家保养，半年后再上班，可回家后，父亲第二天便上班了。

父亲因患病吃不下饭，每顿只吃一小块馒头和半碗奶粉，望着父亲逐渐消瘦的身体，我多次劝他住院治疗，可每次他都说忙完这段工作再说。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当年六月份，父亲又患上了心绞病，每天早上都有疼一阵，每次都疼得他翻身打滚，呻吟不止。当时也不知是心脏的毛病，每次都注射一针阿托品止疼再上班。不久，父亲因过量注射阿托品中毒险些丧命。还记得那是一个早上，我陪父亲乘车到大杨树镇给他检查身体，当车行到宜里农场6队时，他的病发作了，瞳孔扩大，口无只言，处于半昏迷状态，我和司机忙驾车拉着父亲来到宜里农场医院抢救。此时，父亲已完全处于昏迷状态，我急忙和家里取得联系，场长带着有关人员拿了8000元钱，把父亲送到大杨树镇农场管理局医院抢救，经过一昼夜的抢救，父亲终于转危为安。也许真的是祸不单行，当年父亲又患上了肺结核。于是父亲在我的陪伴下再次到哈尔滨治病。三个月后才康复出院。

回忆往事，父亲深有感触的说：“当时多亏场领导和组织上的关怀，我才有今天，要不然，我十个马景志也都完了。”

1984年父亲离开了工作6年的诺敏河，在副场长任上被组织上调入扎赉河农场任生产副场长。1992年父亲被任命为东方红农场场长。第二年10月，父亲因患脑血栓住院治疗。出院后，组织上批准了父亲提前退休的请求。那年父亲56岁。

纵观父亲的大半生，他把工作当做生命，几乎投入了全部的精力，恪尽职守，廉洁办公。在东方红农场任场长期间，白天操劳了一天，晚上还要边输液边接待来家中谈工作的同志们。我们劝他休息几天，他说：“看我的身体还要几年干头，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，让群众信服，不让组织上失望。”

忘我的工作和无私的奔波，使父亲早已病残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了工作的辛劳和压力。1993年十月父亲因患脑血栓住院治疗。住院期间，他便萌生了退休的想法，他对我说：“就凭我这身体，就是上班还能干什么？咱绝不干那种站着茅坑不拉屎的事儿，把担子交给年轻人，于公于私都是好事。”我问他，“你退下来，遗憾吗？”他沉默了一会儿后对我说：“我这一生啊，就是在追求一个个梦想。小时候，我的梦想就是进学堂当一名学生，后来，我的梦想就是能考进大学，做一个有大学问的人，这样，即可以改变我的命运，还能为国家多做贡献。投身农垦后，我的梦想是靠自身的努力当一名农场场长，带领职工群众用我所学的知识改变农垦贫穷落后的面貌，建设中国的大农垦、现代化农垦。退休后，我要办一家农贸服务部，为农垦的发展发挥余热。对此，我不遗憾。我唯一的遗憾是没到退休年龄就下来了，要是我身体允许我在干上几年多好啊。”

听到父亲的一番话，我若有所思，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代都会有不同的梦想，这些梦想不是孤立的，脱离实际的，它们与时代紧密相连，与时代共同脉动。千万个梦想汇集在一起，就是一个强国富民的中国梦！

退休后，父亲卖掉了东方红农场的住房。向亲友借了一些钱，在大杨树镇买了一栋临街房，办起了一家农贸服务部。他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我今后有生之年，只要身体允许，坚持干活（办农技服务部），我在几十年的工作期间，没给儿女留下什么家业，现在我要利用退休在家的时间为他们挣点钱，让他们不再像我年轻时那样苦。退休后我每天坚持体育锻炼，还常吃药，争取多活几年，哪怕是一年也是宝贵的！”

风烛残年的父亲，把自己大半生的好时光贡献给了农垦这片沃土，献给了他苦苦追求的梦想。无怨无悔的工作了几十年，到了晚年还要为儿女的幸福操劳，写到此处，我不禁想起方冰的《老树》：连最后几片叶子/也要落尽/老树/以铁一般的树干/撑起了晴空/又开始了春的梦…… ” 爸爸呀，我敬爱的父亲，你永远是儿子心中一棵永不凋落的苍松，一座不朽的丰碑！

这就是我的父亲，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；一名平凡而又伟大的追梦者；一名把毕生精力无私奉献给中国农垦事业的农垦人！

（完）

2013年5月20日夜初稿

2013年6月25日夜完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