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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大学很多，但是世界排名都不是很好，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大学历史没有外国的大学历史久远。这确实是个事实，最早的北京大学也就百年历史，相比于欧洲的那些名牌大学，国人汗颜。牛津大学有九百年历史，剑桥大学有八百年历史，欧洲百年历史的大学比比皆是。相比欧洲大学历史，我们确实无话可说。
但是中国的古代教育也有令人骄傲的地方，中国的古代的高等学府也是有的，我们不叫大学，而是叫书院，书院的历史之久，说出来也让外国人大吃一惊，为什么吃惊？因为中国的四大著名书院都是千年学府。白鹿洞书院成立于南唐四年（公元940年），岳麓书院成立于北宋开宝九年（公元976年），应天书院成立于北宋祥符三年（公元1009年），嵩阳书院成立于更早的五代清泰元年（公元934年 ）。
不盛名但最早的湖南衡阳石鼓书院，成立于唐元和五年（公元810年）迄今已有1200余年历史。
上述的时间为书院正式命名的时间，其实上述书院的早期形成历史更为久远，古代书院是有早期的私学、学堂和寺院慢慢演化而成。
最早的书院称谓始于唐代，当时的书院是官方藏书、修书、校书的地方，书院的职责是：掌刊辑古今之经籍，以辩邦国之大典，而备顾问之应对。
唐末五代时期，官学废弛，私学兴盛，文风日起，有儒生依山林，置田筑屋，聚书收徒，旷日讲授，数至百人，真正的书院已成雏形。
北宋统一建国，朝廷重视书院，给书院置田助学，书院逐步兴盛，大批科举入榜之人，来自书院，并走入政坛文坛，入主朝廷。那时书院已成官学，成为国家高等学府，成为官吏来源的重要培养基地。当时的青年人要进官入仕，最好就是进入书院，从师勤学，然后参加科举应试。
也许是自己自小在学校里长大的原因，对中国的四大书院，早有景仰之情，大学期间并知晓其名。三十前去过庐山白鹿洞书院，二十年前去过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，十多年前去过嵩山傍的嵩阳书院。但最负盛名的商丘应天书院却几次筹划游览，几次未能成行。成为我心中久久不能止息的愿望。
四大书院中，岳麓书院是我游览次数最多的书院，并且有幸在它的北侧湖南大学学术中心开会一周，每天晚间散步都要经过书院的正门。可以说每一次的游览，都是一次精神的徜徉，中国的历史星河里，书院就是一枚灿烂的星辰，书院承载着中国古代文化与精神的传承与创新，培育着多少贤相良臣和巨人大家，书院是古代文人墨客的心中圣地，默默受到社会众生的内心景仰。
每一次游览书院我都有精神上的丰富，灵魂上的净化，在古老的书院里，人们只会看到的是书院留下的文化精华，每一个书院都会有一个名人，一句名言，一个著名故事。再厚重的物质，再炙热的权力，在书院这片寸土上，都轻如鸿毛，都会随时间而消亡，而不朽的是人的崇高精神与博爱情怀。正如一句名言所言“水清万物洁，文厚万物轻”。
书院就是一方净土，一池清水，这里厚重的是文化，高洁的是灵魂，在书院里人也能得到远行的力量。
应天书院位于商丘，是宋真宗1009年赐额命名的。商丘曾是宋州核心，赵家赵匡胤的发起之地，后来北宋将其作为陪都，成为南京。北宋立“宋”为国号，与宋州是有关联的。44年后真宗的儿子宋仁宗，将应天书院赐名为南京国子监，相当于现在的国家社会科学院。应天书院由此成为天下第一书院。
真正的应天书院屋所已经不在了，在明朝弘治十五年（公元1502年），古黄河泛滥，被淹埋于地下，位置就在今商丘古城南湖里。
目前复建的应天书院距离原址不远，位于商丘南湖的东岸，周边没有高大的建筑物，远远就能看到书院的大门，神圣高耸，门楼上下，雕梁画柱，古色古香。大门前是一座状元桥，为汉白玉石拱桥，工艺甚是精湛。
进入大门后，面前是一座雄伟的大殿，名字叫崇圣殿，殿内尊立着孔子的雕像，雕像的背后上方，是四个金光大字“万世师表”。大殿的两侧偏殿，是陈列室，陈列着应天书院的历史和成就。墙上的展板上书写着一排排书院培育出的杰出名人，有五十多位北宋的朝廷高官和名人，有好几位官至宰相。这张人名表中，最最著名的人，当数范仲淹。
北宋是中国文化教育最为繁荣的时代，同时政治也是相对较为开明的时代，正因为如此，北宋时期诞生了一批杰出的政治家、文学家和科学家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彩虹。其中杰出的人物有欧阳修、苏轼三父子、辛弃疾、范仲淹、包拯、王安石、岳飞、毕升、沈括等一大批。据相关统计，北宋的历史名人多达200多位。
范仲淹青年时进入应天书院读书，五年时间的从师学习，为他的后期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祥符八年（公元1015年）他科举中榜，进士入官，经过十多年的县衙工作，天圣六年（公元1028年）入朝，先为秘阁校理，后改为右司谏，从一个文化侍从转为一个政治谏官。庆历三年（公元1043年），出任参政知事（相当于副宰相）。
范仲淹与应天书院的交集不仅仅是青年求学，更大的交集是范仲淹在商丘为母守制期间（古代官员可以在父母去世后息官三年奔丧守墓，被称为守制），受知府之邀，执掌应天书院，为推动应天书院兴盛发展，做出了极大的贡献，特别是他倡导的“天下事为己任”教育思想，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。
范仲淹的名句是“先天下之忧为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彰显了这位政治家的爱国情怀，成为千古名句，将会受万世敬仰。此前作为谏官时，他也有名句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同样展现了他的理想锋芒。
他辅政时主张力行的庆丰新政，不到三年，虽然夭折，但却受到王安石的追捧，对王安石熙宁变法起了积极的影响。
随着北宋政权的消亡，应天书院不再盛名，受战火影响应天书院屡废屡建，名称也不断更改，元初虽改建为归德府学堂，但规模大减。金太宗天会8年（公元1130年）商丘由应天府更名为归德府。
明朝万历七年（公元1579年），宰相张居正下令拆毁天下所有书院，应天书院没能逃过此劫。
明万历二十九年（公元1601年），归德知府郑三俊重建“范文正公讲院”，效法范仲淹的精神，亲自执书讲学，一时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，诸如官至户部尚书的侯恂，南京国子监祭酒侯恪，兵部侍郎叶廷桂、练国事等，皆为郑氏赏拔。他们颇有范仲淹刚正不阿，崇志向、尚气节的精神，为官清声多著。
“范文正公讲院”又名“文正书院”。因范仲淹曾掌教应天府学，后人为纪念其讲学育士之功，故名范文正公讲院，文正是范公谥号，后世均尊称范仲淹为范文正公。
清朝前期，讲堂依然存在，有名师执教，集诸士而课之。 “下帷讲学，有醇儒之风，学者翕然宗之”。
光绪二十七年（公元1901年）举国废科举，兴学校，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，各府、厅、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，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。1905年8月，范文正公讲院改为“归德府中学堂”，后为归德中学。
一幕大剧就这样留下一个小小的身影，悄悄落幕，落幕无声，用落魄来形容，毫不为过。
如今复建的应天书院，因为资金的问题，只完成了一期工程，院内建筑十分简单，崇圣殿后只有一座孤孤单单的讲堂，偶尔也举办一些文化讲座。
应天书院比起往年的辉煌，真正是今非昔比，但仍然是历史上的一块瑰宝，值得一游，值得怀念，值得纪念。
六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，我结束应天书院游览，历时60分钟。离开时书院时，我心中落下三个大大的感叹，为书院的落魄悲！为文化的落魄悲！为精神的落魄悲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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