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入大剧院，大厅正中的一座雕像，映入我的眼帘，正是梅兰芳大师的坐像，他老人家正默默欢迎每一位来宾，欢迎京剧爱好者的到来。

京剧是我们的国粹，而现代京剧又是一朵奇葩，现代京剧推出的八个样板戏曾经在华夏大地上，上演了近二十年，这段历史可谓是空前绝后。说起来后生们可能不相信，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，每一座学校每一个班级都在自排自练样板戏，每一个生产队每一座工厂都在自编自演样板戏，上至八十岁的老人，下至六七岁的儿童，谁不会唱几十首样板戏呢？谁不知道李玉和、阿庆嫂、杨子荣呢？

　　也许是当时人们文艺生活的匮乏吧！只有八个样板戏充溢了人们的文化生活。但不得不说那优美的旋律，昂扬的正气，是其独特的特点，也是其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半个世纪过去了，现代京剧的八个样板戏仍然在人们的记忆里、生活中。

梅兰芳剧院不大，上下三层观众席，仅能容纳200人，一个演出台也不大，还有个乐池。但是现代的表演手段也用上了，电子背景大屏幕，面向观众的电子提词板，全场电子音响，应该今非昔比，比五十年前的演出环境好多了。

说是梅兰芳大剧院，但不仅仅演出京剧，其他各种剧种的戏曲，都能在此演出，只要是优秀的剧目。剧场的文化氛围远远大于商业氛围，除了戏曲节目预告外，周边没有一处商业广告，除了举办戏剧活动，绝不举办其他商业活动。票价也不贵，普通老百姓都能接受。难得在北京的城隍根下，还有一块艺术的净土。

《红灯记》是改编自电影《革命自有后来人》，故事的背景梗概是：东北某地有一柏山抗日游击队，上级欲送其一部密电码，在接应的时候，李玉和背走了受伤的交通员，王连举掩护，之后他被日本鬼子围住，急忙自击一枪，装作受伤，假言交通员已经逃走。

李玉和送走交通员后，携密电码欲交下一位交通员，遇日本鬼子搜查，交通员急忙推倒一条板凳，吸引巡逻队的注意，让李玉和在紧急把电码藏于粥中，化险为夷，但传送电码的任务被迫中断。

王连举经不住严刑拷打，供出李玉和。李玉和及其家人李奶奶和铁梅，先后被捕入狱。李玉和一家坚贞不屈、视死如归，经受住了酷刑，最后英勇就义。

日本鬼子为了得到密电码，实行放长线，钓大鱼的计谋，释放了铁梅并尾随跟踪。铁梅在邻居的帮助下，使用掉包计，邻居假扮铁梅，引走特务，铁梅改装后从邻居家出走脱身，携带密电码，直奔柏山，找到游击队，完成密电码传送任务。因为剧中故事以红灯为接头暗号，贯穿全剧，故取名《红灯记》。

剧中的主人公李玉和是一名铁路工人，做的是扳道岔工作。过去的铁路工人工作时，一般要随身携带一盏红灯，在铁路有危险的时候，就点亮红灯，通知火车紧急停车，当然现在的铁路都现代化了，红灯已经成了铁路上的文物了。

 

样板戏《红灯记》全剧分十一场，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是第八场《刑场斗争》。这一场十分感人，再现了那个年代共产党人的胸怀理想和钢铁意志，在奔赶刑场的时候，李玉和没有悲叹即将到来的生命终结，而是展望了抗日斗争的胜利，新中国的诞生。贼鸠山要密件毒刑用遍，但是李玉和他筋骨断体肤裂心如铁坚，赴刑场气昂昂不坠理想意志，看革命的红旗高举，抗日烽火燎原，但等那风雨过后百花吐艳，新中国如朝阳光照人间，革命者顶天立地地勇敢前行，要使那几万万同胞脱离苦难，为革命粉身碎骨也心甘。

如今，“干革命、求解放、为国为民”已成为陈词旧语，劳动者大众还是国家的主人吗？红旗虽然未换，但是红旗已经倒下，江山已经变色易主。国家之重器“政权”，已经沦落为权势者谋私利的“利器”，过去的共产党人有钢铁意志和远大理想，现在的某些“共产党人”只有强烈的物质追求和对权力的无限崇拜。为人民服务，已经变为一块可有可无的遮羞布。过去，敌人在监狱关押的是共产党人，现在自己的监狱关押的也是“共产党人”。

人民已经感到，一个社会如果“善不能举、恶不能退、利不能兴、害不能除，官而贪、学而盗”。国强能达？民恩能报？人能为本？

在筑路修桥这个古老而神圣的行业里，曾经我们的队伍走到那里，支援的力量就成立在那里，支援某某铁路建设指挥部是我们队伍的坚强后盾。可是现在，我们就是一群无辜的羔羊，任由各个政府监管部门的宰杀，他们喝尽我们的血，吃尽我们的肉，不留我们的骨头。任何一个工程项目，都如同一头瘦瘦的小牛，任由一群牛蝇围绕。投标时那微小的利润，最终会变为一个画饼，成为最初步入陷井的诱饵。

庞大的政府不仅消耗了大半个国家财政收入，而且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与肌体的赘瘤。国家的新贵不是劳动者，而是那些“贷款”永不归还的开发商，他们拿走银行的钱，那是我们省吃省喝的存款，就是用这些钱他们换得了一顶顶荣誉与光环。在这个道德没有底线，法律没有威严的年代，但愿我们的执政者能重看一遍《红灯记》，重读陈李［１］，回归如初，实现公正、公平、公开、国强人和的中国梦。